2021 7月 08 By 科学探索家 0 comment

沙特喜欢与人宴饮同乐,喜欢威士忌、爵士乐、女人跟有歌舞表演的餐馆。人不是在花神就是在相隔一街区的双叟咖啡馆(Deux Magots),或是在对街的利普啤酒馆(Brasserie Lipp)用餐。他在新开幕的酒窖夜总会,或是拉丁区(Quartier Latin)深处突然开张的地下酒窖里。在嫣红玫瑰(Rose Rouge)有一位歌手葛蕾柯(Juliette Greco),沙特为她写了一首轻快的歌。作家兼作曲家维昂(Boris Vian)在此演奏长号,并为《摩登时代》撰稿。

这一带还有陶芬(Dauphine)街上的禁忌酒吧(the Tabou),雅各布街(Jacob)上的绿色酒吧(Bar Verte),不远处,波拿巴(Bonaparte)街四十二号便是沙特的住处,是能俯瞰圣日耳曼德佩教堂与双叟咖啡馆的公寓房间。(他的母亲也住这里,一直打理他的洗衣工作。)该运动甚至有自己的官方日报《战斗报》,由卡缪(Albert Camus)主编,卡缪最畅销的小说被广泛认定是存在主义者的小说。波娃後来回忆道:「《战斗报》赞许地报导了我们所说和所写的一切。」

利普啤酒馆(BrasserieLipp)(Source: Corinne Moncelli / CC BY-NC-ND 2.0)

沙特在那段时间写了数百万字,包括讲稿、戏剧、小说、随笔、序言、文章、广播、脚本、报导、哲学长篇谴责文。作家雅克.奥迪贝蒂(Jacques Audiberti)形容他「如卡车般轰隆隆地在图书馆、剧院、电影院乱停」。但晚上他会玩乐,每到傍晚结束时,他多半喝得醉醺醺,往往变得很挑衅。有一次他把卡缪打得眼圈发青,大家都惊恐地看着他。他是士兵、愤怒的一代、知情者与地窖鼠辈们的国王──用他的首席宣传人员尚.波朗的话来说,他是「数万青年的精神领袖」。

尚-保伦.沙特(Jean-Paul Sartre, 1905-1980)(Source: Public Domain)

但如果沙特是国王,王后是谁呢?而若他是数万青年的精神领袖,他又在哪里领导他们?这是两个独立、但其实相关的问题,需要依序检视。到 1945 年至 1946 年的冬天,他已经成为欧洲名人,也已经跟波娃交往二十年了。波娃是蒙帕纳斯女孩,出生在驰名的圆亭咖啡馆(Café de la Rotonde)的楼上公寓。她童年过得很苦,家庭被不名誉的破产击垮,祖父入监服刑,母亲的嫁妆再也拿不回来,而父亲是个没用的花花公子,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。

她苦涩地写到双亲:「我父亲相信德雷弗有罪,而我母亲相信上帝存在。」

她以课业为庇护,成为一个女学者,而且是相当一流的学者。在巴黎大学,她是优异的哲学学生。沙特对她感兴趣,把她带进自己的圈子里,并告诉她:

 

从现在起,由我来庇护你。

某种程度而言,这依然是事实,尽管对她来说,两人的关系是忧喜参半。她比沙特高三公分,年纪小三岁,而且,就严格的学术意义来说,能力也比他强。有个跟她同年代的人,巩迪雅克(Maurice de Gandillac)形容她的作品「精确、苛求、细致,非常专业」。

尽管她年轻,但在哲学学位考上,她几乎是一开始就打败沙特,考官乔治.戴维(Georges Davy)与尚.瓦尔(Jean Wahl)都认为她是更好的哲学家。她和沙特一样,也是个引人入胜的作家,在许多方面写得比沙特好。她写不了剧本,但她的自传,尽管事实一样不可靠,却比沙特的自传有趣多了。而她的一流小说《名士风流》(Les Mandarins)描写战後法国的文学世界,赢得了龚古尔文学奖,也比沙特的任何小说好太多了。此外,除了说谎,她不具备沙特的任何缺点。

西蒙.波娃(Simone de Beauvoir, 1908-1986)(Source: frasmotic / CC BY-NC-ND 2.0)

但这位才华洋溢又有主见的女人,还是成了沙特的奴隶。几乎是从他们初次见面,她的成年生活就被占满了,直到他过世为止。她担任他的情妇、代理妻子、厨师跟经理,女保镖与护士,却在他的一生当中,没有任何一刻获得合法或财务上的地位。就一切本质而言,沙特对她并没有比卢梭对泰蕾兹更好。实际上更糟,因为沙特花名在外。

文学史上,男人剥削女人到这麽糟糕的案例很少见。而沙特更特别,因为波娃是终身的女权主义者。1949 年,她写出了现代女权主义的第一部宣言,《第二性》(La Deuxièmesexe),在全世界都极为畅销。开篇便说「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,而是後天塑造的」,这是刻意回应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的开头。事实上,波娃是女权运动的先驱,也理当是女权运动最初的领导者。但她自己的人生,却每一件事都背叛了她自己的主张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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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特究竟是如何建立并维持对波娃的支配地位的,并不清楚。她无法诚实地写出他们的关系,他则是从没烦恼过要对他们的关系写些什麽。初次见面时,他书读得比她好,能摘出精华滔滔不绝,她觉得极具魅力,难以抗拒。他对她的控制显然是知识分子的那一种,不会是情欲的掌控。她大概在一九三○年代成为他的情妇,但在某些阶段结束关系。一九四○年代,他们的性关系似乎已经近乎不存在,只有当沙特找不到更好的对象时,她是永远的备胎。

沙特与波娃连袂出席 195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庆典(Source: Wikimedia)

沙特是一九六○年代所谓的「男性沙文主义」的原型,想在成年生活里重新创造儿时的「天堂」,他总是在香闺里,被一群爱慕的女人环绕。他是从胜利与占领的角度来思考女人,他在《呕吐》里说:

 

我每一个理论,都是征服与占有的行动。我想有一天,在这些理论的帮助下,我会征服世界。

他写道,他想要自己完全自由,并且「最重要的是,我渴望主张占有女人的自由」。

他和许多老练的诱奸者不一样,他并不讨厌女人。他确实对女人比对男人更有好感,或是许因为她们比较不会刻意跟他争论。他提到:「比起跟阿宏讨论哲学,我更喜欢跟女人聊琐事。」他喜欢写信给女人,有时一天写十几封。不过女人对他来说不是人,而是战利品,能系在他的半人马腰带上,而他企图以伪善的面纱,试着扞卫与合理化他的征服手段。

例如他说他需要「征服女人犹如征服野生动物」,但是「这麽做只是为了改变她未被驯服的状态,好让她跟男人一样平等」。或是再一次,回顾他早期的诱奸成果,他的省思是「皆有帝国主义统治的色彩在里头」。但没有证据显示这样的想法使他偏离了潜在的猎物。他只是说给别人听的。

沙特第一次引诱波娃时,大概说明了他自己的性爱哲学。他坦言渴望和许多女人睡觉,他说他的信条是「阅人无数、一夫多妻与公开透明」。在大学里,有个朋友提到她的名字在法文中念起来很像「海狸」。对沙特来说,她一直都是「海狸」或「您」,从来就不是「你」。偶尔会有人觉得沙特把她当成一种比较高等、受过训练的动物,他有一个策略是「主张」他「对女人们的自由」,他写道:「海狸接受并保有自由。」

他跟她说,情欲有两种:「必要的爱」与「偶然的爱」。後者不重要,他所给予的爱是「外围的」,跟他维持的关系不会超过「两年的出租期」。他对她的爱则是永远的,「必要」的那一种。她是「中心的」。当然她也能追求相同的策略,只要沙特始终是她的「中心」、她的「必要之爱」,她就能拥有很多「外围」,但是双方都得「公开透明」。这不过是身为天之骄子的知识分子,对性爱玩「开诚」游戏的另一种说词罢了,令人联想到托尔斯泰与罗素。沙特说,每一方都得告诉对方近况。

沙特与波娃 1967 年於以色列合影(Source: Wikimedia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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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透明的策略,一如所料,最终只带来更多层层卑劣的隐瞒。波娃试着实践,大部分看起来是尝试性的,或不是认真的,但沙特对她在外的恋爱消息漠不关心,这显然令她感到痛苦。《名士风流》里提到,当她说起被亚瑟.柯斯勒勾引的过程时,对方只有哈哈大笑而已。此外,那些被牵扯进透明策略的人,未必都喜欢这个策略,她自己最重要的一位「外围」,某种程度来说是她此生所爱,是美国小说家艾格林(Nelson Algren)。

当他七十二岁时,两人恋情已成回忆,他在受访时透露自己很不满她公开恋情,他说自己被写进《名士风流》里已经够糟了,但至少书里不是用他的本名。然而,她在自传《最好的人生》(The Prime of Life)第二册,不但提了他的名字,还引述他的信件内容,他百般不情愿地被迫承认,愤怒地说「见鬼了,情书应该是私密的」、「我光顾过世界各地的妓院,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印度,女人都是关上大门。但这女人猛然把门打开,呼喝着大众与媒体进来」。显然艾格林对波娃的行为愤愤难平,以至於采访者离开後,当晚他就心脏病发,与世长辞了。

Nelson Algren(1909-1981)(Source: Wikimedia)

沙特也实践公开透明,但只到某个程度而已。他持续以对话或写信知会她有新女友。例如:「这是我第一次睡了一个发色深褐的女人⋯⋯体味很重,毛发怪异,背上有少量的黑毛,但身体洁白⋯⋯舌头像卡祖笛(kazoo)般不停地展开,直伸向我的扁桃腺。」但没有任何位处「中心」的女人,会希望读到跟对手有关的这类内容。当沙特 1933 年人在柏林时,波娃短暂地与他会合,他告诉她的头一件事,便是掳获一个新情妇,玛丽.维尔(Marie Ville)。沙特就像雪莱一样孩子气,希望旧爱能赞同新欢的存在。

然而,沙特并没有未全盘托出。当一九三○年代波娃大部分时间都在卢昂(Rouen)教书、跟他一起暂住柏林或其他地方时,他给了她一枚婚戒戴着,但这就是她距离婚姻最近的距离了。他们有私下表达感情的方式,入住饭店时,他们会签下像有机夫妇(Monsieur et Madame Organatique)或美国的百万富翁摩根.哈蒂克夫妇(Mr and Mrs Morgan Hattick)等这样的假名。但没有证据显示他曾经想要娶她,或是给她更正式结合的选择余地,但她不知道的是,他曾经好几次跟「外围」的对象求过婚。

波娃显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格格不入,她从未心平气和地接受沙特的情妇们。她怨恨玛丽.维尔,她更怨恨欧尔佳.柯萨基维奇(Olga Kosakiewicz)。欧尔佳是最被恶意对待的一个,而且她还是波娃的学生,波娃非常不喜欢欧尔佳,以至於把她写进小说《女客》(L’Invitée)里,并在小说中谋杀了她。她在自传中坦承:「我对沙特把情况搞成这样非常恼火,也气欧尔佳利用了这个局势。」她反击:

 

我不打算屈服於她的主权地位,我始终都占据这个位置,宇宙的最中心。

但是任何觉得自己的爱人处於「宇宙最中心」的女人,都没有坚定的立场去阻挠沙特偏离轨道。波娃的做法是透过参与,试着掌控他们。这三方──沙特、波娃与女孩(多半是学生,不是他的学生就是她的学生)形成三角关系,而波娃负责监督。他们经常利用「收养」的形式,到一九四○年代初期,沙特变得以诱奸自己的女学生而臭名远播。劳勃.法兰西斯(Robert Francis)在对《无处可逃》不友善的评论中写道:

 

「我们都晓得沙特先生。他是个奇怪的哲学老师,专门研究他学生的『内衣』。」

可是当波娃教了更多适合的女孩,就有更多受害者变成了她的学生。确切来说,波娃当时曾经很接近老鸨的角色,同时,她在不想失去爱情的渴望里,形成自己跟这些女孩们的亲密关系。当中有一位是俄国流亡者的女儿娜塔莉(Nathalie Sorokine),是波娃在战争期间於帕西(Passy)的莫里哀中学(Lycée Molière)教书时最优异的学生。1943 年,娜塔莉的父母正式对波娃提起诉讼,告她诱拐未成年人,是会被判入监服刑的严重刑事罪名。共同的友人居中调停,最终撤销了告诉。但波娃被禁止进入大学,并被吊销了终身教职,余生不得在法国任何地方教书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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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麽高谈「自由」的易卜生,却牺牲了他人的人生?
因为,他们是这世上最会说故事的人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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